江苏东海计生人员非法拘禁超生户 6人获缓刑
江苏东海计生人员非法拘禁超生户 6人获缓刑2011年10月18日16:46正义网孙洋我要评论(0) 字号：T|T
正义网江苏频道10月18日电(孙洋) 经连云港市东海县检察院提起公诉,东海县法院对东海县房山镇计生站原站长徐丙龙等7人非法拘禁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徐丙龙犯非法拘禁罪,鉴于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其余6人均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3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6个月至1年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20日,被告人徐丙龙利用担任东海县房山镇计生站站长的职务便利,在履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职责过程中,组织被告人唐兆明、朱立标、张道军、张翠江、王永龙、金龙分别从房山镇芝麻村、山后村、吴场村、兴东村、沭阳县赵集村,先后强行将超生户或其亲属14人(其中孕妇3名、幼儿4名)强行带至房山镇计生站内看管,限制人身自由,直至次日凌晨陆续放回。期间为逼迫超生户缴纳社会抚养费,被告人唐兆明、朱立标、张道军、张翠江、王永龙、金龙采取巴掌扇、脚踢、皮带抽打、体罚等手段殴打超生户,并至一人受伤住院治疗。 计划生育30年与人口生育政策流变
2011年08月10日11:24南方报业网-南方都市报孙旭阳等我要评论(47) 字号：T|T [导读]有调查报告指出目前：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影响，但已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生育决策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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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6日，南京街头，一位老人用玩具童车拖着2个小孩。CFP
>>广东省向中央申请加入“一独二胎”试点，首次将地方与中“一孩化”政策在基层的强硬推行，“农民抵触得很厉害”。1984年4月13日，中央出台了“七号文件”，要求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群众满意、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文件提出：在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前提下，可以有控制地对二孩生育口子开大一点。 央计生部门的权力博弈公开化。而这样的博弈，早在20世纪80年代计生政策诞生之初就开始了。
>>当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这个‘终结上代人一孩时代’的政策是否将开始发挥作用？”“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2006年江苏省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组成了“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联合调研组，于2006-2007年、2010年分两次在苏南(张家港和太仓)、苏中(海安和如东)和苏北(东台和大丰)6个县市展开调查。
>>“结果生育率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参加调研的一位专家说。调查显示，在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4284名妇女中，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即便在35-39岁的妇女中，生两个孩子的也只有不到30%。而且生育两孩的平均间隔长达6.3年。
>>“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影响，但已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该调查的报告指出，“生育决策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妇女认为在决定是否要第二个孩子时，各种养育成本和条件是主要考虑因素，而当生育与妇女个人事业发展有冲突时，生育很可能被放到次要地位。” 计划生育30年与人口生育政策流变
2011年08月10日11:24南方报业网-南方都市报孙旭阳等我要评论(47) 字号：T|T [导读]有调查报告指出目前：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影响，但已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生育决策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
“八字真经”与“两个转变”
“当年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两个数字，一个是人均800美元，一个是12亿人口。但是到1990年左右，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2亿。”“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于是在1990年的‘八五计划’中，就提出了到2001年人口规模控制在13亿以内的人口计划。”
整个90年代是按这个人口计划制定出年度计划，再从国家到省到市县，下拨出生配额。“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记得那时每年“两会”都会有一个周末，专门召开各省省委书记参加的计生座谈会。
“省委书记很紧张啊。”他说，“实际上就是检查工作，根据当年统计局的公报把各省的人口出生率排名，制定年度计划，省委书记一把手负总责。”此外还有每年两次的人口形势会，像经济领域的“保八”一样有自己的指标。
梁中堂举例，国家给山西2000年人口包干的指标是3030万人。山西省1985年底总人口达2626.5万人，到2000年15年期间只能净增加403.5万人，平均每年只能净增加近27万人，加上今后15年预计死亡人数240万人，今后15年出生总人数只能控制在643万人，平均每年只能出生近43万人。
这样“指标和政策打架”就难以避免，“因为有的地方的家庭生育符合政策，但是却苦于没有生育指标”，“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后来国家计生委取消了计划指标，所有人都可以按政策生育。
而那时对计生干部的考核指标，也是依据“计划生育率”而非后来的“政策生育率”算出来的，即用符合生育计划的出生孩子数，除以当年出生孩子的总数。但是当生的孩子越来越少时，这个公式就失灵了，“它既不反映计生干部工作情况，也不反映人口形势”，“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
1982年钱信忠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后，曾将中央的现行生育政策归纳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并据此总结出计生工作“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八字真经”，这也成为一直到现在计生部门遵循的原则。
在1979年逐渐把生育问题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以后，生育成为政府分配指标才可以进行的事情，强制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到1983年1月，这集中体现在钱信忠在全国掀起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上。
进入90年代，育龄妇女避孕率基本普及，在城市已接近100%，农村也已达到85%左右。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1990年为21.06‰，1994年为17.7‰，1998年更进一步降至16.3‰。
许多省市自治区的生育率水平正在接近或已经低于生育的“更替水平”。如上海市1993年的出生率(6.5‰)与死亡率(7.27‰)统计之差首次呈现负值，这意味着上海人口率先进入了负增长。而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自1992年起已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
但由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较轻、育龄妇女数量庞大，计生政策虽未放松，人口总量增长依然巨大，年净增人口都在1300万以上，进入“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年代，同时人口老龄化、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问题都开始显现。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适时提出了约束计生干部恶劣执法的“七不准”。
到1994年的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都强调了“不应以牺牲妇女健康权益的办法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彭佩云也在1995年提出计生“思路和工作方式”的“两个转变”，即“从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从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和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
体现在基层工作上，就是“由过去的强调人口指标为主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方向转变；从过去提供单一的避孕节育服务向与生殖健康和妇女权益目标相结合方向转变”。
“提出这个很艰难，就像在计划经济年代表述市场经济一样，各地难以理解，也就没有怎么响应。”“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后来国家计生委就在全国找了浙江德清、辽宁辽阳、江苏盐城等6个县，做计生优质服务的试点。
在浙江德清的计生服务站，计生工作从向育龄妇女展示包括口服药、避孕套等避孕药具，设立了保护妇女隐私的“悄悄话室”，开展对育龄妇女的查环查孕查病“三查”等，过渡到最终不再强制“一上二扎”，而是让育龄妇女“知情选择”。
有了样板，很快各地都自费到这些试点县去学习，优质服务也渐渐在全国各县市铺开。到2003年，国家计生委已经可以在全国评选优质服务先进县了。
短暂下放的权力空间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为12.95亿，完成了“到2001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当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94、1996、1998三个跨年度的全国总和生育率，表明早在1994年总和生育率即已下降到1.5以下，此后一直保持在1.5以下。但这一水平当时大多不被采信，认为“数字偏低”，因为“存在相当程度的出生漏报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计生委认为“生育率1.8可能还比较合适”，并一直沿用到2010年的“六普”。90年代末，国家计生委还依据“生育率1.8”宣称“我国总人口将于21世纪中叶达到16亿的高峰”。
2001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颁布。在此之前，全国各省的计生条例也纷纷出台。国家也于2001年启动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试点，第一批选择了山东的青岛、泰安、滨州、潍坊和浙江绍兴、广东惠州、甘肃酒泉等15个地级市和1个县级市作为试点地区。
“综改作为‘两个转变’的延伸，需要将计生工作在低生育率下重新定位，建立新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
“在中国计生政策的调整上，中央与地方的意见常常不一致。”何亚福表示。在2001年-2008年，省级计生部门曾经短暂获得过一定的权力空间。
2001年颁布的国家计生法曾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参加过计生法起草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曾明确表示，根据上述规定，制定生二胎的条件的权力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随后因为各省的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和“双独二胎”的政策开始在全国推开。2001年，二胎试点地区甘肃酒泉在全国率先取消了4年的生育间隔。此前，全国因为生育间隔不够造成的计划外生育比例达到了总数的30%以上，海南省的比例则达到了50%以上。
2003-2005年，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下，中国北方的30个县和海南、吉林、甘肃、上海、新疆5个省市、自治区取消了生育间隔，到2009年已扩展到包含浙江、广东的10多个省市。
而不分城乡的“双独二胎”的政策，1982年已经写入了中央的37号文件，被作为“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3种情况中的一种。2001年计生法颁布后，各省修订的计生条例大多恢复了“双独二胎”政策，“因为独生子女已开始进入婚育阶段”。2002年，这一政策已经在全国27个省市执行，“而至今全国只有河南省没有执行这一政策”。何亚福说。
对于“一独二胎”政策，2005年浙江省政府完成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就已建议“2010年-2020年实施一方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越早越好”。
但到2008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又发布了《关于改革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一票否决’制度。”也明确规定，“省级改革试点方案要上报国家人口计生委审议。”何亚福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一位官员也向媒体证实，2008年至2009年，该省人口计生委曾数次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协商修改现行计生条例。
对此何亚福有两个质疑：“2008年的《指导意见》，如何解决和计生法的冲突？”“‘双独二胎’为何要有地域限制？如果河南省独生子女和广东省独生子女结婚，他们到底能不能生二胎呢？” 试点人群生育率反低
“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计生委总和生育率为1.8的说法。“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向媒体澄清，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
“0-14岁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16.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普查数据上升1.87%，比1982年普查数据上升3.87%。”何亚福和李建新表示，“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
而据教育部门的统计，从1990到2008年全国60%的小学被关掉了；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也出现了首次下降，到2010年报名人数为957万人，比2009年又减少了60多万人。
今年5月，易富贤曾根据“六普”数据预测，2012年中国的初婚年龄男性将大幅超过女性人口，到2016年男性人口将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2022年之后中国将有近4000万光棍。
“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和畸高性别比，已经让我们的人口计生政策站到了亟须改革完善的十字路口。”穆光宗说，“但可惜的是1980年《公开信》中指出的，‘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到2010年最终没能突围。”
实际上早在2000年，国内一批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济学家就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于2004年起草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由18位学者共同署名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建议2005年实现“一独二胎”，2010-2020年按年龄过渡“普遍二胎”的政策。
“但有人提出生育政策一松动，必然引起生育水平的反弹和人口的失控。”课题组专家表示。于是他们在2005-2006年间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二胎政策的地区进行了深入调研。结果发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试点人群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也常年保持人口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不到2。而且，在这些地区，一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的比例还在不断下降”。
其间在农村地区已率先实行“一独二胎”的江苏省也引起了调研组的注意。从1985年以来，《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就规定了全省包括农村地区都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形成江苏全省的独生子女比例很高，在部分地区的一孩比例已高达90%以上”。江苏的计生条例在规定“双独二胎”政策的同时，还规定“农业人口或女方为农村居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即农村地区的“一独二胎”政策。
“当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这个‘终结上代人一孩时代’的政策是否将开始发挥作用？”“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2006年江苏省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组成了“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联合调研组，于2006-2007年、2010年分两次在苏南(张家港和太仓)、苏中(海安和如东)和苏北(东台和大丰)6个县市展开调查。
“结果生育率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参加调研的一位专家说。调查显示，在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4284名妇女中，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即便在35-39岁的妇女中，生两个孩子的也只有不到30%。而且生育两孩的平均间隔长达6.3年。
“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影响，但已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该调查的报告指出，“生育决策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妇女认为在决定是否要第二个孩子时，各种养育成本和条件是主要考虑因素，而当生育与妇女个人事业发展有冲突时，生育很可能被放到次要地位。”
基于以上研究，2009年，27名学者又共同签署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再次提出“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应尽快加强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允许各地着手试点探索经验”。
而近几年的“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放松甚至取缔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放开二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何亚福说，“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计生政策一个人就提了4份议案。”
2009年底的两篇文章被视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田雪原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他说，1980年定下的，30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人口政策需要面临新的抉择”。 等待政策：5个搁浅的新试点
去年，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向媒体透露，从2011年起，中国将在浙江、江苏、黑龙江、吉林和辽宁5省，试点“一独二胎”(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该政策将在五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
此消息马上轰动全国。媒体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上述部分省份确实在进行相关调研。今年7月，广东省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使“一独二胎”的话题重新成为热点。
但本报近日调查发现，去年曾传今年试点“一独二胎”的5省市，试点都尚未公开启动。在决策层没有出台新政的情况下，一切只能等待。
7月28日上午，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政府大院内，计生办主任蒋连英想起三年前的这一天，她正式到镇政府报到，开始了自己的公务员生涯。之前，她是附近一个乡镇的村干部。公务员考试，改变了这位农家女的命运。
她身兼平湖市、嘉兴市和浙江省三级人大的代表，在整个省内都不多见。作为计生办主任的蒋连英工作勤勤恳恳，中规中矩。但作为民意代表，一个议案让她曾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
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浙江省人代会上，蒋连英提出议案，要求修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嘉兴市这样的城乡统筹地区，放开“一独二胎”政策，并统一社会抚养费标准。
媒体对此广泛报道。但事态发展却超出蒋连英的预料。该“一号议案”最终不了了之。半年后，谈及这个议案，她已颇为谨慎，不时否认之前媒体的相关表述。
蒋连英态度的转变，与一个大背景息息相关：去年，浙江等5省2011年将实行“一独二胎”试点的消息曾沸沸扬扬。但时至今日，试点尚未启动。计生部门变得更加低调。“‘一独二胎’，不是我们基层可以谈的。”蒋连英的一位领导说。
城乡统筹的新问题
蒋连英的议案，在一些专家看来颇有前瞻性。2008年10月1日，嘉兴市启动城乡统筹试点，正式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划分，一律成为“居民户口”。
但基层官员和民众很快发现，在政策城乡二元化的中国，取消户口划分，也会导致一些基层无法解决的问题，从养老报销费到车祸死亡赔偿金，再到计生部门征缴的社会抚养费，还有就是“一独二胎”政策。
按照《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或者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且女方招上门女婿的，都可再生育一个子女。但如果是城镇户口，则无法享受该条规定。
“城乡统筹前，政府也想到了这个问题。”蒋连英说，嘉兴市政府曾经下文，称城乡统筹后，一些牵扯以户籍划分区别对待的法律法规，一概以当事人在2008年9月30日之前的户籍为准。
这样“放小脚”的城乡统筹，在操作中很容易激起纠纷。让蒋连英感到棘手的是，多人来咨询“一独二胎”政策，他们不认嘉兴市的规定，称城乡既然一体，原城市户籍的人也应该享受农村户籍的政策。
还有就是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在蒋连英所在的林埭镇，每年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起社会抚养费案件。在城乡统筹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又成了纠纷焦点。超生者如之前是城镇户口，计生办就会按照城市户口的标准计算，而超生者却认为应该按农村户口。
按照浙江省规定，农业户口的超生抚养费一般是夫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总数的1.5倍-2.5倍，而非农业户口则为2-4倍。再加上城乡人群收入的差距。同样超生，按照不同的户籍标准，社会抚养费可相差12万元。
“遇到问题多了，我就在想，浙江省的条例能不能改下，毕竟现在处于城乡统筹的大趋势下。”蒋连英说，她之所以提出“一号议案”，主因是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曾经热闹
在蒋连英提出“一号议案”数月前，去年秋天，中国人口专家何亚福颇为忙碌。在他向外透露浙江、江苏、黑龙江、吉林和辽宁5省将实施“一独二胎”试点后，媒体纷纷约访。
“这个消息来自内部渠道。”去年8月9日，何亚福在电话中告诉南都记者，其不便公开其消息源，但可靠性没问题。去年媒体的跟进，也证实了何亚福所述。浙江省杭州市计生部门表示，已对社区居民展开调研；江苏、吉林和辽宁的计生部门也表示“听说”了此事。
媒体和公众普遍对该消息表示期待。在相关论坛上，不少育龄夫妇都在互相打探“一独二胎”的消息。杭州市张女士当时曾致电计生部门，被告知媒体报道不等于政策法规“一切按规定来。”
“那是一个全省的调研。”杭州市计生委宣教负责人对南都记者表示，当时，该委由发展规划处负责，对社区居民“一独二胎”的意愿进行调查，但很快，因该工作被媒体披露，引来不少猜测和争议，调查就被上级叫停了。
嘉兴市计生委和其下辖的平湖市人口和计生局负责人则表示，当地没有做过关于“一独二胎”的意愿调查。但通过媒体，他们都获悉了相关消息。
尽管杭州市的调查被叫停，但据杭州市计生委有关负责人称，关于“一独二胎”的相关资料及报告，杭州市还是呈交给了浙江省计生委，但计生委如何反应不得而知。
直至2010年10月27日，浙江省计生委在全省市主任会议上，宣布“未来五年”内的12条举措中，有一条便是“实施单独生育政策试点”。
这其间，曾有不少人询问蒋连英关于“一独二胎”的问题，她以一本《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单行小册子作答。“一切以上边为准”。
但小册子的内容，并不是不可以修改。在“一独二胎”舆论热潮尚未完全退去时，蒋连英提出了“一号议案”。
搁浅的试点
现在，蒋连英不愿再谈“一独二胎”。她甚至否认“一号议案”为“一独二胎”所写。“我主要是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出现纠纷，才提出的议案。”
“媒体误解了蒋连英的意思。”平湖市计生局宣教科科长朱华亮说，蒋连英提出“一号议案”，是以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而非一个基层的计生干部。尽管，该议案在提交前，曾在平湖市计生局内传阅，但她的一些观点不能代表当地计生部门，更不能被解读为浙江省计生政策即将变更。
朱华亮证实，“一号议案”让平湖市计生部门和蒋连英本人都受到了不少压力。这些压力有一部分来自基层群众的猜测，“计生政策牵动千家万户，稍微一点风声就可能引起混乱。”
“先热后冷”，是浙江省计生部门对“一独二胎”的普遍态度。一位计生官员透露，上级曾专门通知，禁止对“一独二胎”随便表态，“学术性意见也不可以”，一切要以上级文件为准。
“一些学者做的调研，我们内部也有人一直在做。”这位官员称，“只不过我们不能像学者那样公开表态。”
事实上，在蒋连英提交“一号议案”时，5省“一独二胎”试点已呈搁浅之势。
“我也不清楚原因。”最早曝出试点消息的专家何亚福说。但何注意到，国家和省级的人口规划中，都往往以“十二五”为决策期限，这就意味着不能以一年两年的政策走向来判断大势。
但决策层释放的信号并不尽然一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对媒体表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而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4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要求抓好六条重要工作，第一条即为“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7月11日，媒体报道称，广东已向中央政府申请放开该省的“一独二胎”。就在同一天，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回应该话题称，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越来越人性化
1991年，平湖市新埭镇新光村女孩蒋连英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在村委会做事。两年后，她开始分管计生工作。
地方对干部实行计生一票否决制，任务下压到村组，一点都疏忽不得。
“当时的政策是少生优生。”蒋连英称，十几年前，临产期前几天的孕妇被引产的事情并不少见。而现在，怀孕超过28周的孕妇，一般都不再引产。
十几年来，平湖市的计生方针，已由“少生优生”变为“应生尽生”，对计划内的生育，无论本地人和流动人口，都免费进行多种检查，孕妇每人建立一份台账，输入到计生网中。
生育政策也不断调整。现行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于2007年颁布实施，规定11种情况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就在一年之后，浙江省计生委就下发文件，增列“再婚前双方曾生育子女合计为两个，现家庭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妻”，可再生一个子女。
在平湖市计生局，就有干部因此获益，将近五旬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的计生政策，越来越人性化。”这位干部说。
计生政策的调整，与人口形势密不可分。嘉兴市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市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65万，占总人口的19.20%，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居浙江首位。
整个浙江省也不容乐观。截至2010年末，该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789.03万人，占总人口的16.6%。杭州市计生委一位官员称，浙江之所以申请“一独二胎”试点，人口老龄化“肯定”是原因了。
不过，人们的生育愿望并没有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而上升。根据去年9月杭州市计生委的调查，余杭区黄湖镇147户夫妻“一独”家庭中，愿意再生育的有65户，占44.22%。
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翁歆此前在全省进行的调查结果是，明确表示会放弃生育“二胎”的‘双独或“单独”夫妻，在30%-40%之间。
“现在就是放开生，人们也不敢生。”平湖市委一位干部称，当地干部工资普遍在2000多元，而房价已超过8000元，“年轻人自己都得啃老，还生什么。”
据平湖市计生局透露，从2000年到2010年，该市有接近1.2万对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夫妇，放弃申请。换句话说，该市十年来，少生了1.2万名合法的二胎婴儿。
这是按照现行政策划定的二胎指标，放开“一独二胎”会如何呢？平湖市计生局负责人表示无法预判，但根据社会常识判断，也不可能出现一窝蜂的抢生局面。
等待是唯一选择
今年8月初，南都记者致电浙江、黑龙江等省计生部门，了解“一独二胎”的试点情况。
浙江省计生委宣教处工作人员称，没有听说该省启动了“一独二胎”的试点，联系采访需请示领导，但领导一直在外开会，手机号“不便透露”。
黑龙江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透露，去年，该省曾选取几个地区，做了关于“一独二胎”的学术性调研，后来也向国家提出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批。
吉林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表示，对试点和调研之事无法透露，只能肯定该省仍在实行之前的政策，“只有农村符合条件的才可以生二胎”。
南都记者联系国家计生委宣传部门负责人未果。国家计生委阳光计生服务热线称，对“一独二胎”的消息，目前尚无正式通知，5个省的试点也没有启动。至于最新进展，接线员表示其并不清楚。
对“一独二胎”试点前景，南都记者接触的计生官员都不愿置评。
浙江省平湖市人口与计生局一位官员认为，按照现行的计生管理体系，基层计生部门对上级决策只有建议权。
从法律体系看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常委会都有制定二胎政策的权力。但实际操作中，省一级的改革试点必须报国家计生委审议通过。
这也许是蒋连英的“一号议案”石沉大海的主要原因。在轰动效应过去后，她每天继续忙着为辖区的孕妇们造表，审核生育指标，帮助外地计生办寻找打工的超生孕妇……
1 2 3 4 上一页 下一页 楼主 辛苦了，实在是太长了看不下去了啊！
摸怪！ 难道现在有些东西变了？ 有钱我也想再生一个 长汀现在不还是老样子吗?上次还听说有被关的 早知道,把三洲乡计生办的告了.抓他们去坐牢,前段时间我戚被他们关押几天,限制人身自由.望大家关注关注,顶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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